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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土广深·诗五首
诗人野牛
(刘昌先)
之一·采灵
身本凡胎,
因灵而异。
缥缈天地之间,
未见一丝痕迹!
然则有之无之,
判若泾渭。
采灵,
随顺自然而外广内含!
声息通江河湖海,
神志托岗陵山岳。
涉清溪而知寒,
呼山岚而辨新。
欲随五谷长,
善同苍穹深。
借风声去远,
立高眼望宽。
千草万木比天地,
流溪泛光卵石鲜。
青青地面,
八面来风。
繁花似锦,
处子啜吮。
虽暮犹春,
才思广益。
亦凡亦仙,
灵气使然!
2010-1-10
之二·运肌
既生天地良久,
父母精华,
日月哺育;
端的一表人材!
肌强体壮,
眉目深远。
上下求学,
四方交友。
蓄势待为!
抬手击山,
击山撼山;
举身摧地,
摧地风卷;
断喝,虎狼骇然,
宁静,鬼魅躲闪,
坐地,亲友平安。
好男儿,
大志气,
巍巍若山!
荫一方水土,
儿孙繁衍!
远方闻名,
路人生敬;
书生知之,
青史渲染。
壮哉,
神武!
2010-1-11
之三·叩地
立身为人,
存一方水土!
四时变化,
春夏秋冬;
绿野繁花,
五谷间长。
人畜家禽混杂!
日出,大地勃勃生机,
青山流水啭鸟不已;
日没,星夜悄寂深幽,
夜兽人梦林木承露。
浑然一体,自然之养育!
地利万物,
万物成于泥亦败于泥。
人,为君为臣,
为民为匪,
皆获地利而养身,
依泥土而站立。
生生息息之恩,
莫厚于土!
春来之初,
开祭膜拜,
是为:叩地。
以敬神灵共先祖。
2010-1-15
之四·望天
历世既深,
乃知有天。
望天,
日上日落,
穹广云散;
星月满天,
夜露寂然。
前出后进,
自变,
亦他变。
高不附根,
必变!
不变不是天。
天既变场,
时是机;
时,时时有,
得机,未见遍一。
智者观天而畏,
愚者陶然如昔;
比肩尘世,
杂杂然凡俗之乐!
或遇时变,
天机不可夺!
知而勿躁,
方见高逸!
身在林泉,
遥比天心,
不露声色而互为知己!
智则通,
通则智。
不碍时,
不救世,
但求自保。
或可洪水劫后而不亡!
或曰: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此正一人之能!
古贤已有未必虚妄!
2010-2-10
之五·守气
既知天命,
未及大贤;
不通则守,
谓之守气!
气聚而得形成制,
气散而失形败制。
凡生命无生命莫不如此!
飞禽走兽,
游鱼鳖虾;
山石草木,
节令气候;
皆不能外!
气有定数,
祷之不长,
咒之不折。
事不过三,
辄兴辄亡。
因而谓守,
不谓贪!
守之,
渐去;
不夭不猝!
贪,
以为万世,
神仙不及也!
守,
不妄为,
不饕餮,
平平常常,
此退守!
世代相袭,
此进守!
缓而不着痕迹,
祥而待变;
以长寿月,
以长儿孙福禄。
却不过之!
过之,
痴也!
不足语矣!
气乃何物?
自然之精!
不食不息,
无影无踪;
说在即在,
说去即去;
信之似无,
不信似有。
浑浑然半旬时光,
难察也!
20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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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牛智谋工作室
诗人野牛作家黄野,战略空间学创立人,暹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喻化的诗思与哲思
——野牛《汉土广深·诗五首》的文化解读
吴平安
坦率地说,当诗题映入眉睫的瞬间,脑际条件反射出现的是一个人云亦云的术语——宏大叙事( Grand Narrative),或者至少是阿伦·麦吉尔的“主叙事”(master narrative),即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叙事。
不能说这一判断没有根据,何谓“汉土”?当然是汉家之土,即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生息之地。诗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汉”原指天河、宇宙银河,自刘邦称帝之后,作为上古时期黄帝和炎帝部落后裔的炎黄子孙,而后的“华夏”或“诸夏”子民,始有“汉人”、“汉族”之称的文化共同体。“广”者,广袤,是空间意义上的辽阔,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广哉阔哉;“深”者,深远,是时间意义上的悠远,煌煌5千年历史,悠哉,久哉。在此时空之中,炎黄子孙,世代繁衍,成为地球上最大的一个民族,郁郁乎东方,为世界文明贡献着独特的中华智慧。
这种望文生义的最初一瞥,很容易得出结论:这是一首“为伟大祖国伟大人民高唱的赞歌”,倘若对诗人野牛(原名刘昌先)多一份了解,知道其宗谱可追溯到汉王刘邦一脉,则“颂歌”色彩无疑更强更浓了,而颂歌式的诗篇,是改革开放前中国诗坛流水线上的标准件。不过话说回来,诗,无论是“言志”还是“抒情”,基于人性的相通性,言何志抒何情便有共同性,所谓喜怒哀乐,人之常情;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谓“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孟子·齐桓晋文之事》)。但怎样言志,如何抒情,其仰仗的形式机制,便显示出巨大的差异性来,辨别诗人之优秀或平庸,这是其区分度的一个重要参数。
全诗由《采灵》、《运肌》、《叩地》、《望天》、《守气》五首构成一个系列,由动宾结构组成的五个词组,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其中心词分别是“灵”、“肌(肉)”、“地”、“天”、“气”,而“灵”与“肌(肉)”的结合,即“人”是也。显而易见,全诗咏叹的是中国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天、地、人及其相互关系,不同处仅在于其先后序列的调整,以及补充了三者共同的本源“气”而已。
《采灵》、《运肌》两首可以联系起来解读。人猿揖别,先祖站立中原,煌煌五千年文明史拉开了序幕。这不是个一般的人,是一个“大”人,是一个“肌强体壮,/眉目深远”,“端的一表人材”的“好男儿”,有“大志气,/巍巍若山”。
古文字学家指出,甲骨文、金文中的“大”,字形像一个成年人,遂以其具体事物来表示一般的“大”。“黄族又自称曰华,华,大也。自称曰夏,夏,亦大也。华夏本名由此而起,隐身而为雄张之义。”(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22页),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大汉民族在诗人笔下,业已被具体化,或曰诗化为一个个体的“好男儿”了,此一返璞于汉字思维的运思,奠定了流布全诗的隐喻性,遂与前述的颂歌体划清了界限。
当然,前两首既然并列,便有一个孰前孰后的问题,这看似不过是行文的章法,却牵扯到一个“灵”与“肉”,即“身体”与“精神”两者关系的大问题。
在《汉土广深》发表的前后,中国文坛上的所谓“身体写作”,乃至于“下半身写作”正呈一时之盛,这其实是在商业逻辑和消费主义裹挟的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纪实性反映,而西方自叔本华、柏格森开启的现代哲学对生命意志的张扬,弗洛伊德对原始欲望下深层心理的描述,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压迫的反抗,福柯对身体被理性规训的揭示,如此等等,则客观上为“身体写作”提供了理论支撑,并再次牵动了中国理论界的深度介入。摆放到这一背景下,将《采灵》置于《运肌》之上,即“灵”在“肌(肉)”前,便有深意存焉,这是对世俗潮流的反抗,是在承认“身体美学”的历史合理性时,对其局限性的反拨。这一反抗和反拨,并没有退回到柏拉图时代,退回到灵与肉的对立,乃至于尊崇灵魂贬斥肉体的奥古斯丁时代(许多国人对这样的年月记忆犹新)。
在诗人眼里,“缥缈天地之间,/未见一丝痕迹”,“亦凡亦仙”的“灵”,是至纯至美的:“声息通江河湖海,/神志托岗陵山岳。/涉清溪而知寒,/呼山岚而辨新”;“父母精华,/日月哺育”的“肌(人之肉身)”,也是威武雄壮的:“抬手击山,/击山撼山;/举身摧地,/摧地风卷;/断喝,虎狼骇然,/宁静,鬼魅躲闪,/坐地,亲友平安”……诗人由衷地赞颂他“壮哉,/神武”!那么,灵与肉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一言以蔽之:“身本凡胎,/因灵而异”,有了灵气的注入,凡胎肉身,方可成为“亦凡亦仙”的存在之物,这才配得上“大人”的称谓。而肉身是与生俱来的,是先天性的,不存在自我选择即主体性,“灵”则须“采”,非采不得,是后天性的,“采”的过程,即是自然人的社会化过程,这就为自我选择和人的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无限可能性。不难看出,诗人野牛在努力弥合身心对立的二元论缝隙,秉持的是身心一体的现代美学观,同时为了矫正时弊,而抬高了精神的地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叩地》篇描绘的,是一幅中华大地孕育的农耕文明图画:“四时变化,/春夏秋冬;/绿野繁花,/五谷间长/人畜家禽混杂”,大汉民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世代代,生息于此。朴素本色的语言,像土地一样朴素,像农民一样本色,而树木花草,鸟兽虫鱼,与人共生共存,“浑然一体,自然之养育”。《易》曰:“地势坤……厚德载物”,无论“为君为臣,/为民为匪,/皆获地利而养身”,中国人感恩大地的恩养,“春来之初,/开祭膜拜”。这是一首对大地深情的赞歌,表达的是缠绕中国人心头千年不灭的土地情结。
如果说对土地的感情,是感恩与爱戴,那么对“天”的感情,则更多的是敬畏。看天轮周而复始,感四时风雨雷霆,“历世既深,/乃知有天”,知道了天道有常,所谓“有常”,是指天是一个“变场”,“不变不是天”,由“变”便有了所谓“时”,即“天时”,而所谓“变”者,亦即“时变” ,或曰“灾变”,既包括自然界的地震海啸、干旱水涝,也包括人世间的兵燹动乱、戾气时疫。为了个体的生存,为了家族的兴旺,为了国祚的延续,人之为人,必须调整自身与天的关系,即顺天命、应天时、承天恩。能如此者,堪称“大人”,这即是 《乾文言》给“大人”下的定义:“夫大人者,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在这里,人与天,与地,皆相与“合”了,概因三者具有统一的本原、属性、结构和规律,中国哲学谓之“气”,这是末首《守气》吟咏的对象。
言及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汉民族表达为“天(时)”“地(利)”“人(和)”,西方如海德格尔,则曰“天、地、神、人”,较之中国,多了一个“神”的维度。缺乏宗教意识与彼岸情怀的汉民族,文化中并不缺少神秘性元素,“不食不息,/无影无踪;/说在即在,/说去即去”,虚无缥缈的“气”,它既非精神性的存在,也非物质性的存在,而是一种原初的生命力,是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养万物的本源,被中国哲学赋予了本体论意义。“气聚而得形成制,/气散而失形败制。/凡生命无生命莫不如此!”
不同于西方文化中人类始祖为了能重返伊甸园而走向外部世界,去冒险,去开拓,即取“攻”势,中国人对包括构成自我生命的“气”,则取“守”势(孟子曰“养”,同样是内向的,守势的)。何以然?乃是因为“气有定数,/祷之不长,/咒之不折”。何谓“守气”?“不妄为,/不饕餮,/平平常常”是也。这看似“退守”,却因其得以“世代相袭”,实际上即是“进守”。“进守”是诗人野牛的一个原创性概念,词语表面上的矛盾与悖反,含蕴的却是数千年以来王朝的兴替,家族的兴衰,个体的荣辱换来的经验与教训,刀光剑影与舞榭歌台,舳舻千里与灰飞烟灭,飞黄腾达与穷愁潦倒,诸般世相,在中国哲学看来,皆是“气”之流转不拘,在诗人野牛眼里,皆是“退守”与“进守”处理的得当与失当,这即是老子所言“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的意思,这是中国人的大智慧。
即便是从外在的文本呈现来看,也很容易把握野牛诗的区分度,即多用短句,其文字的简约程度,在当代诗人中并不多见。而较之长句,短句对每一个词语,乃至于每一个汉字的斟酌取舍自然更为严格,臻于极致之时,便是如旧体诗词那样,很难容得下虚词的存在了,窃以为这对当下热热闹闹的诗歌写作,尤其是网络诗歌的写作中,注水现象的普遍性,有很大的引领与纠偏作用。
按常理说,文字的长短与携带的信息量是正相关关系,但是只要细读细品《汉土广深》,便会感受到它的丰富与驳杂,其蕴含的巨大信息量,倘若铺展开来,是若干美学的、哲学的,甚至历史的高头讲章的内容。一般而言,这些内容入诗是颇有难度的,在日益世俗化的当下今天,更是为众多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题材,内容的避大而趋小,甚而至于将汉语词汇划分为“大词”和“小词”,是今日诗坛的常态。《汉土广深》显然属于逆势而上者,它不能简单归入宏大叙事之列,尽管不乏“宏大”的架构;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颂歌”,尽管也包含有“歌颂”的成分。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诗人的哲思,是诗人的“诗思”,而非理论家概念的逻辑推演,具体而言,就是采取隐喻的方式来表情达意。所谓隐喻,本是传统修辞学中一个常用的修辞格,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后续的研究者仍至今不衰。“替代理论(substitution Theory)”通常是它在诗歌中的一般性应用,即用一个异质而同构的词语,替代一个按照常理常规应该出现的词语,其效果在于因“替代”的反常性而生出的陌生感和新奇感,换言之,这一修辞格通常都是运用在“遣词造句”的局部层面上。但是《汉土广深》不同了,它的着眼点不在一枝一叶,它不是一词一句的新颖“替代”,而是建立在整首诗的精心营构上,当诗人野牛寻找到一个“好男儿”,作为“汉土(汉人)”的对应物时,具体便置换了抽象,空灵便承载起厚重,简约便托举起丰富,一句话,格式化的泛泛抒情消退了,独特的诗情画意显现了,人们在经验世界模式中无法充分还原的内容,因寻找到一种隐喻性手段而得以表达,而这,正是诗之为诗的奥妙。武汉市雄楚大道阳光在线小区31-3-201
标题：汉土广深·诗五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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